我最近发现，当追求相当的时候，拼的是底线。底线的高低决定了手段的多少、会采取的方法的极端程度。
而人生的底线又跟这个人的经历、教育及挫折有很大关系。
以前听说过这么个事：有个人应聘工作，拿出一张劳改释放证，证明他曾经被判了十年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老板你非得用我，不用就捣乱。结果招聘的老板什么话没说，让秘书也拿来一张劳改释放证，上面写曾经是死缓，后来被释放。于是那个拿着十年刑期释放证的人就乖乖走了。
虽然这只是个坊间的故事，但这说的就是比底线。
底线更低的人更狠。因为毫无疑问，犯了十年的事儿和犯了死缓的事儿，肯定是后者的手段更狠、经历更多、处理“疑难杂症”的心理素质更好、更坚强。
▲ 底线越低的人，反而越容易有成功机会
普通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。一个人如果从社会最底层混起，他与人相处时的心理素质会更好更自然。因为这样的人从小就习惯求着别人、仰视着看人，能让别人觉得得到尊重。同样这些人也能一眼看透他“上面”的人的虚伪嘴脸和虚荣架势。他能很好地“伺候”人，也就能轻易地得到这些人的施舍和帮助，所以能更快成功。
过去江湖上流传着傍大款的秘诀：吃大款、喝大款、傍大款、消灭大款，最终自己成为大款。因为大款常常自以为是，无意中把底线提高了，非要场面上比较牛逼，结果也容易被人利用和消灭。
我们几个初始合伙人最初也是草根创业，我们的底线就是草根创业时期刻在心底的痕迹。我们一直奋斗和发展着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所有看过的风景、经历过的磨难和挫折，以及为了应付这些磨难和挫折而殚精竭虑想出来的招数，都成了我现在解决问题的“武器库”当中的“家伙”。
比如说富（官）二代，他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从小在别人的宠爱和关照下成长，那么这类人武器库中的“家伙”就非常少。如果碰到麻烦，除了哭喊、忍让、逃跑、找爹妈，就完全没有别的招数，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来应付。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底线太高。
所以有时候遇到困难，那些博士、硕士，拼不过大学生、高中生，原因就是他们底线太高。人生阅历少，底线就高，缺少很多行动中应有的“武器”储备，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。换句话说就是执行力差。
执行力的强弱和人生经历的长度、宽度有关系，或者跟底线有关。底线越高，行动能力越低，越容易停留在纸上谈兵；底线越低，往往行动更有利，更强大，手段更多、更老辣。
▲ 底线越高，执行力越低，行动结果越差
当然，这种说法也有片面性。如果放在法制环境下，底线高的人也会有行动力。但如果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条件下，法制不健全、江湖和商业规则常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底线就决定了人的成功概率。
所以奋斗和创业，要想取得成功，与其说要比追求，不如说要去拼底线。如果把底线和追求做一个组合，我们就能轻易看清楚社会上的各种人。
第一类人是“无底线无追求”，这是社会上最烂的人，大部分是无赖、地痞，对社会有害无益。
第二类人是“有追求无底线”，他们可能是刘邦这样的人。
刘邦是无赖，虽然有追求却没有底线。比如项羽要把他爹煮了喝汤，他竟然乐呵着说，“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则幸分我一杯羹。” 这心态已经远低于正常人类的底线，所以他能成功，最终打败爱美人要面子的楚霸王。这类人最有可能成为伟人或者乱世枭雄，刘邦和曹操都是这样的人。
第三类人是“无追求有底线”，这些是庸人。底线很高，这不能做那不能做，以致于什么都不会、什么都不做，没有人生大理想。
第四类人是“有追求有底线”，这是真君子。在社会秩序良好、法制健全的情况下，我们真正应该赞赏、鼓励、追求的，就是这第四种人。
这里的底线，是指法制、道德、良心、传统。这类人在追求人生目标的时候，会严格依法办事，在法律基础上展开博弈，同时遵守公共秩序、公序良俗，尊重传统、有正常人的良心。
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君子，而这些品格也是未来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优秀领导者的关键素质。
▲昔日的万通六君子
早上醒来打开手机一看，徐明没了。
徐明是个大人物，是民营企业中的枭雄，在中国民营企业界，曾经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。
新闻上说，徐明终年44岁，死于心肌梗塞，死在监狱里，还有9个月就出来了……越往下看，信息越多：企业债务重组已经成功，而且在监狱里的各方面状况看起来也相对轻松，可以像黄光裕一样，继续织绘他的实德帝国大版图。
但是再往下就经不住看了，越来越多的评论都是疑惑、不解、惋惜甚至是自惭形秽。其中一则写得特别准确，像是一篇墓志铭，也似乎是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寓言：
“活得张扬，判得诡异，死得神秘”——一个政商勾结的牺牲品，足球界臭名昭著的实德系掌门人，熙来疏友兼开来密友。惊闻他突如其来的死讯，好生奇怪，我从来没听说他受过审判，有无律师不知道；涉嫌罪名不知道；哪家法院审判不知道；判处轻重不知道；是否上诉不知道；哪个监狱服刑不知道。悲乎！
▲ 徐明的死引起了社会热议
这真的是令人五味杂陈的一条消息。官媒对这件事情三缄其口，没有任何正式的评论，想起来甚至都不知道徐明什么时候判的刑、判了几年、关在哪里、因为什么罪、如果判了又是怎么个判法，一概不清楚。
不管怎么样，人已经没了。但他是一个标志，再一次提醒着我们，这是中国创业者和官相处互不理解造成的悲剧。
—2—在中国，民营企业是夜壶
在中国，哪怕是坐了牢、站在审判台上的官，仍然会把民营企业看成一个比夜壶还不如的玩意儿。
大家都记得，薄熙来接受公开审判的时候，徐明出来做污点证人证明其行贿事实。薄熙来虽重罪之身却还不屑地说：“他（徐明）是什么身份？跟我不是一个层次，比他牛、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，轮不到他。”这种鄙夷、蔑视、不屑的神情和表达，恰好说到了民营企业的羞处。
▲ 薄熙来与徐明
事实上薄熙来说的大体上是真心话。不光是在中国，在一些类似体制的地方，民营企业的身份也是这样。有一位民营企业大佬曾经说过：在官的眼里，我们什么也不是，就是一只蟑螂。他想把你打死就打死，想让你活就活。让你活是他赐你，让你死是重视你。
徐明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，很多民营企业家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内心的纠结应该是难以言表。
—3—民营企业的三种资源分配方式
中国自市场经济以来，民营企业在资源的分配上一直有三种方式。
一种是靠权力分配资源。这是在改革初期，特别是市场经济不健全、要素市场不发育、资本市场不透明不健康、政府垄断权力更多的时候，民营企业想获得资源，大部分都是在这条道上爬行。
权力分配资源的好处是见效快、利索、简单，但是遗患久远，祸害自身、连累家人。上到权贵子弟，下到平民苦出身如徐明之辈，都在利用权力分配资源的路上得到过好处，也掉进了坑里。因为一旦权力链条断了，权力分配资源的机会就要重新洗牌。但凡依靠权力获取资源的民营企业都不能长久，其悲剧就在这里。
▲ 依靠权力获得资源，容易造成悲剧
第二种模式是靠市场分配资源。这些企业家是明白的，他们研究产品、做品牌、重视投资者关系、承担社会责任，用品牌和企业的规范治理获取市场上的资源配置优势，从而把企业做大做强。
这类企业家的行为模式相对来说透明、简单，能够坦然、不卑不亢地与官说话、与民说话、与洋人说话、与土人说话，不断地进取。这样一来，资源配置的范围越来越宽、成本也相对越低，容易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健康方式。
第三种模式是靠心缘、地缘、人缘，利用传统经济方式来配置资源。比如吴英、曾成杰这些人，用了一些民间的但不规范的方法来获取资源。这样的草根民营企业家容易陷入法律的陷阱、纠纷甚至遭到官方围剿，成为民营企业成长中的一种痛。
—4—民营企业家的三种气质
这三种分配资源的方法，决定了三种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大众的观感还有气质，我们主要看气质。
凡是用权力分配资源的企业家大抵低调、神秘，成长快速，财富积累速度惊人，能够于无声处获得牌照甚至是受到神秘之手的提拔、援助。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，只闻其声难见其人。
第二种企业家往往坦荡甚至高调，因为他们要发股票、债券，要降低成本、销售产品、沟通客户、做好售后服务。他们和媒体打交道比较多，个人形象鲜明，企业也很透明，成为市场经济中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员。
▲ 市场经济中有力一员的民营企业，往往透明、高调
第三种完全靠经验。谈不上透明，也谈不上神秘，走到哪儿算到哪儿，相对来说表达比较笨拙，经验也不完整，于是只有当他们以悲剧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，人们才发现其实他也挺可怜，也是个好人。
这就是三种企业家的三种形象。
—5—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杠杆
与此相对应的是，过去政商关系纠结不清的时候，民营企业发展中对杠杆的运用也随之不同。依赖权力的人，擅用权力杠杆；依赖银行或者银行权力的人，擅用银行、金融杠杆。现在看来这两种杠杆随着反腐的深入和银行治理的规范，去杠杆的效果非常明显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，金融、权力的杠杆必须越来越低、越来越弱，社会经济才能越来越走向健康、完善。
如今我们要加大的又是两个新的杠杆。第一个杠杆是产品、品牌和信用的杠杆。这意味着有品牌、有产品、有信用的企业可以更大程度地调动、分配和优化资源，使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。
▲ 完善的市场经济下需要加强新的杠杆
另一个就是要加强用户杠杆。如今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，活跃用户、有黏性用户的数量决定了这个企业可以撬动多少资源杠杆。如果你有一千万用户，就会比有一百万用户的企业在融资上得到更大的估值、在投资者中的知名度更高、也会有更多机会上市，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配置优势。
最后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、竞争条件的透明，企业家也成为一个关键因素，即人也变成了杠杆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，企业家的杠杆能力成为企业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。试想如果不是有马云、柳传志、任正非这些优秀的企业家，他们企业的资源水平就会非常不同。不同企业家的能力、眼光、创造性决定了他们能够撬动资源的范围、水平和组合的方式。
显然，我们在去掉了权力、银行等的杠杆后，要更加强化品牌、人才和用户的杠杆，只有这样，民营企业才能够厘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，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当中逐渐地健康、强大、阳光起来。
只有当民营企业跳出了政商关系的陷阱，在法治基础上和政府建立起透明和良性的关系之后，中国的市场经济才算完善，人们才会对民营企业的未来都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我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不用很久。
在未来，民营企业这个群体的墓志铭上不应该再是开头这一段话，而应该给他们一个新的定位和更大的荣誉。